据Stock Analysis报告显示，2020全年，SPAC的募资规模超过去经年之和；2021年初，仅一季度就打破了2020年的发行纪录，SPAC募资金额占比继续大幅度提升，达到69%，是传统IPO募资金额的2倍。
黑石、KKR、中信资本等的顶尖投资机构早已入局，明星企业家如李嘉诚之子李泽楷、软银创始人孙正义、对冲基金大佬比尔·阿克曼、甚至NBA球星奥尼尔都已入局SPAC。

根据网络公开信息整理制图：瑞承

与此同时，今年9月，新加坡交易所SPAC主板上市规则正式生效；同月，香港联交所关于推行“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上市机制征询市场意见。那么，SPAC究竟是什么？为何各地政策陆续加持？又与传统上市模式有什么区别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详解。

SPAC不仅仅是传统IPO的升级

SPAC（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直译为“特殊目的并购公司”，也称作“SPAC平台”，是资本市场特有的一种上市公司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并购一家优质的企业（目标公司），使其快速成为美国主板上市公司。作为一个上市平台（壳公司），SPAC只有现金，而没有实际业务。目标公司与SPAC合并即可实现上市，并同时获得SPAC的资金。
SPAC是区别于传统“IPO上市”和“借壳上市”的第三种上市方式。其创新之处在于，不是买壳上市，而是先行造壳、募集资金，然后再进行并购，最终使并购对象成为上市公司。
相较于传统IPO，SPAC上市模式具有时间快速、费用少、流程简单、融资有保证等特点；而与借壳上市相比，壳公司干净，涉及壳公司相关的法律风险低。因此，SPAC对投资者和目标公司来说都具有较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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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独特优势 打造多方共赢上市通路

SPAC事实上形成了一条IPO快速通道，它将上市门槛大幅拉低。如果这条通道畅通，那么可以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
首先，对于企业方来说可以更早、更快也更低成本上市融资。从现行的美股 IPO上市标准来看，一些有高增长预期但短期兑现难度较大的企业可以绕道SPAC——目前主要的标的公司正是集中于信息技术、医疗健康、可选消费等新兴行业，创业者则可以节省大量耗费在一轮轮融资之中的时间和精力。
其次，对于公众投资者来说掌握了投资早期优质公司的机会和权利。在此之前，公众投资者“苦机构久矣”——非机构投资人投不到早期优质公司，而只能被迫接盘被机构一轮又一轮推高的估值。相反，SPAC的IPO募资大多只在5亿美元以内，非机构投资人可以低成本拥有了打开高成长可能性盲盒的机会。这是传统IPO不可能给非机构投资人赋予的权利和机会。
最后，SPAC 在股权结构的设置上天然赋予了Sponsor（发起人）以较低成本获取较高比例股权的投资杠杆。其早期投入的5%的资金，在完成 IPO 之后，会转换为占总股本20%的B类普通股——也就是说，管理团队投入少量筹码，就获得了两三成的股份。可以说这是天然拥有低成本的投资杠杆，也是其巨额收益的主要来源。
可以说，SPAC可达成“三赢”的理想局面。对此，我们可以从被誉为“SPAC之王”的前 Facebook 高管查马斯与维珍银河的上市案例中，了解其中精义。
2017年，查马斯设立了一家SPAC公司，并以 0.002 美元/股的成本认购1250万股创始人股份——仅以2.5万美元的投入拿到20%的股权。当年9月，该SPAC公司实现上市，以10美元的价格公开发行 5000 万股单位，占总股本 80%，对应筹集资金5亿美元。
两年后，该SPAC公司宣布拟与维珍银河合并（维珍银河作为一个商业载人航天公司，前期投入成本巨大，上市之前，每年营业收入仅有20万美元，年亏损近1.4 亿美元）。此时查马斯以个人名义向维珍银河投资1亿美元并成为公司董事长，但保持维珍银河原管理层不变——两家公司合并后，维珍银河的原股东持股52.5%，查马斯持股13.2%，原SPAC外部投资者持股33.3%。
其中，查马斯设立SPAC公司时以2.5万美元获得的1250万股股权，对应合并完成时市值达到了1.21亿美元，对应收益率高达4840倍。
同时，维珍银河在合并上市后的不到6个月内，股价大涨 300%以上，同样为公众投资者带来了高额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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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全球视野 瑞承助力“走出去战略”

SPAC在全球资本市场异军突起，并不是偶然。在这个全球疫情反复、资本市场流动性泛滥、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SPAC作为一种创新型的上市模式和并购交易工具，可给交易各方带来便利。而今年9月，新加坡交易所SPAC主板上市规则生效、香港联交所推行SPAC上市机制征询意见...相应政策与文件的陆续出台，就是要通过降低IPO政策门槛、尽可能地拓宽资本市场向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将给亚洲企业尤其中国企业提供一个优质的上市渠道选择，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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