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央行发布4月金融数据。4月新增社融0.91万亿元，社融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0.2%，较前值下降0.4个百分点。新增人民币贷款0.65万亿元，信贷余额同比增长10.9%，较前值下降0.5个百分点。M2同比增长10.5%，较前值上升0.8个百分点。

疫情导致居民和企业部门信贷需求骤降。本轮疫情主要爆发在经济活动较为密集的沿海城市，居民部门消费、购房以及生产经营等方面的信贷需求均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新增信贷总量减少0.22万亿元。从结构看，住房贷款减少0.06亿元，不含住房贷款的消费贷款减少0.10亿元，经营贷款减少0.05亿元。疫情对企业部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需求下滑和生产受限进一步降低了企业对未来生产经营的预期，导致企业中长期信贷增长大幅放缓；二是为维持企业最基本的运转，企业部门对短期流动性的需求明显增加，主要表现在4月新增票据融资放量。从总量看，4月新增贷款仅相当于2020年2月水平的71%，足见本轮疫情对信贷需求的冲击程度。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尽管5月信贷需求会有所改善，但总体大概率仍会较为疲弱。

疫情对社会融资需求的影响则是结构性的。一方面，由于国内金融系统整体上维持了较好的运行状态，企业债券和境内股票融资数量几乎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非标融资和政府债券融资数量均较上月明显回落。这意味着，疫情导致基建和房地产工程进度放缓，从而使得融资需求下降。如果去除政府债券融资，4月新增社融规模同样较2020年2月水平大幅减少，相应的社融存量规模增速则将下降至8.97%。预计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至5月。

与融资需求疲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货币供给高增长。4月M0、M1和M2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1.4%、5.1%和10.5%，较上月分别上升1.5、0.4和0.8个百分点。通常情况下，M2和社会融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二者倾向于同向变化。笔者推测，4月货币供需之间的反向变化主要是三个因素导致的。首先，央行4月降准0.25个百分点加快了基础货币的供应速度。其次，疫情导致部分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进程受阻，相应的财政拨款作为存款在银行系统中沉淀下来，存款余额增速上升印证了这一结论。最后，人民币汇率明显贬值导致跨境套利资本集中流出和外汇占款下降，汇兑产生的人民币留存在银行系统内，使得货币供给数量暂时增加。

本周，央行还发布了2022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相对于2021年四季度，《报告》主要新增了以下五方面内容。一是强调了国内疫情、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海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加速收紧对国内经济发展和政策实施带来影响。二是当下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是国内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三是提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做好加法，对总量货币政策工具的描述没有太大变化。这意味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力度和种类上都将有所提升，在促进经济“稳增长”过程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货币当局开始关注物价走势，以及粮食和能源供应安全。五是重提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可以说上述第一点是背景，也是原因，后面四点则是对策和未来的工作重点。

根据《报告》，笔者认为，后续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可能会以结构性工具为主，总量型工具的使用会更加谨慎，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海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加速收紧对国内总量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形成一定制约。此前，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一度倒挂近35个基点，与以往80-120个基点的适宜区间存在较大距离，这导致金融投机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总量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可能会加剧上述两重压力，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其次，货币当局已经开始关注国内通胀变化，这意味着总量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会相对谨慎。最后，经过之前一系列降准降息操作，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空间已经有所减小。但如果后续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那么不排除央行进一步降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