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美国出版人约翰·布罗克曼创立了“现实俱乐部”。

参加这个俱乐部的人包括：凯文·凯利、史蒂芬·平克、塔勒布等这些当代特别牛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这些人，被称为“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每年，他们都会发起一个年度人类最大命题，然后一起讨论。

但是，他们在一起讨论的并不是那些问题的标准答案，相反，他们关注的是彼此思考的过程。

后来，约翰·布罗克曼将现实俱乐部讨论的一些话题集结成册，于是我们就能看到那些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究竟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其实，思考的过程和路径，是比思考结果重要一千万倍的东西。

对同一命题的思考结果可能大相径庭，比如爱情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话题，古往今来，很多了不起的人都在思考，但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

对我们来说，即使与那些极其伟大的头脑没有生活在同一时代或空间，我们也能从他们的思考路径中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我从这些人的思考过程中就学到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 切换观测尺度。

什么是切换观测尺度？

它说的是：当面对一个问题，你找不到合理答案时，假如建立一个更宏大的视角，也许就会获得一个新的解释。

这些大家们是如何用这种思考方式进行思考的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提出一个发现，人体有一种不正常的节俭。

当一个人死于癌症的那一刻，他体内仍然储存着大量可以抵御癌症的免疫资源。

当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累趴下时，他的肌肉里，仍然有大量的能量储备。

假如我们体内的能量和免疫资源都是为了生存，那生死关头时，它们为什么没被调用呢？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尼古拉斯·汉弗莱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后来，他就建立了一个更大的视角，把从人类出发的视角，扩大到从大自然出发的视角。

于是，他就向自己提了一个问题：假如你是大自然，你会把人类设计成什么样？

这时，他忽然发现，从大自然的视角来看时，一切都不一样了。

比如：跑马拉松时，它会给你存点能量，不会给你全部用完，因为万一你跑过终点时，那里有只狮子等着你呢？

再比如：对于癌症患者，它也会给你留点能量，万一第二天还有更猛烈的病毒来袭呢？

可见，从大自然的角度出发，它一定是要给人类留点冗余的，它必须得让人类给自己留个后手。

所以，它会在人类的身体内，植入一个资源管理系统。

这个资源管理系统会分析自我治愈的机会和成本，分析未来的危险，并最终决定保留多少资源。

这就是被上百万年的漫长进化塑造出来的一种能力。

你看，当我们站在进化大视角上来看时，人类对自身资源的调配，不仅不反常，反而很合理。

当我们变换视角时，令人费解的问题就能得到说得通的解释，虽然解释未必就是标准答案。

这就是，我从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身上学到的“切换观测尺度”思考法，当你站在人类视角找不到解释时，或许你可以尝试变换到大自然的角度，或者基因的角度，这时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运动速度的大小，是由它是否受力以及力的大小直接决定的。

因此，轻重不同的物体就有不同的下落速度：重物下落较快，轻物下落较慢。

这到底对不对呢？

后来，伽利略用实验，推翻了这个论述。

我们小时候，都听说过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将两个铁球同时扔下，结果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然后推翻亚里士多德结论的故事。

但其实，这个故事是假的。

伽利略并没爬上高高的比萨斜塔，相反，他只是通过一个思想实验，就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结论。

什么是思想实验？

思想实验，并不是我们读书时学物理做的那些真实实验，而是在头脑中直接完成的实验，它依靠的是我们的想象力，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

他是如何做这个思想试验的呢？

你看，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结论，那么重的物体的下落速度就比轻的物体快，因此重的石头A的下落速度就会大于轻的石头B。

这时，如果我们把B系到A上，在下落时B就会像一个赘物那样拖慢A的速度。

但是，A和B系在一起之后的总重量大于A，因此两者一同下落的速度也要大于A自身的下落速度。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把B和A系在一起之后，它们的下落速度既大于又小于A的下落速度。

注意到了吗？

这时，一对矛盾出现了。

按照同一假设，得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等于是验证了假设的错误性。

伽利略这个非常简短的思想实验，堪称经典，根本无需物理实验，而只需在头脑中做出一个假设，然后模拟一下，就找到了答案。

这就是伽利略的思考方法。

伽利略是做思想实验的大师，而后还有不少科学家，也是思想实验的大师，比如爱因斯坦，比如图灵。

爱因斯坦很早就看到了经典物理学的“危机”，于是他开始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如果有人跟着光跑而企图抓住它，那会发生什么？

另一个是，如果有人凑巧在一部自由下落的升降机里，又会发生什么？

正是因为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以及不断的思考，后来他建立了关于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之间关系的全新理论——狭义相对论。

相对论的诞生，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开拓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

而这些伟大科学结论的起点，都是思想实验。

后来，我也开始做思想实验。

比如：我在思考“死亡”这个终极问题时，就做了一个“思想实验”。

那时，我刚好正在看吸血鬼剧情的美剧，于是就做了一个与吸血鬼有关的思想实验。

它是这样的：假如有机会成为一个永不会死的吸血鬼，我是否愿意？

当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其实我并不真想成为“长生不老”的人。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死亡”，人就感受不到“生”的喜悦；如果没有“痛苦”，人就感受不到“喜悦和幸福”，正是因为人生有了那些负面的东西，才让正面的东西有了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不然，生活可能就会索然无味。

这就是“思想实验”的作用，它能让我们获得无法通过现实实验得到的深刻洞见。

去年，我看了一篇刘润老师采访著名投资人李丰的文章，从中我学到了顶尖投资人的思考方式。

当时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这场疫情究竟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商业机遇？”

对这个问题大家众说纷纭，而投资人李丰是这样思考的。

他入手的角度是两个方面：

1）这次疫情改变了人们哪些心理？基于这些心理，会出现哪些商业机会？

2）这次疫情改变了人们哪些行为？基于这些行为，又会出现哪些商业机会？

你可以想想，假如这个问题提给你，你会怎样回答，从我的观察来看，大多数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都会直接思考有哪些具体的商业机会，比如一下子就想到了对于保险业的影响。

但如果这样，就发生了思维的跳跃，缺少了逻辑推理的环节，同时也会有所遗漏，因为不够结构化。带来的结果就是：结论错误率很高，思考也无法全面。

但李丰的思考方式不仅是层层推进的，也是结构化的：他先思考的是，这次疫情都给人们带来了哪些影响？然后，对所有影响按照MECE原则（相互独立、完全穷尽）进行分类。最后，再来看看每种影响都能带来哪些商业方面的机会。

于是，他就找到了“心理”和“行为”两个直接影响的角度。

从心理角度来看，疫情之后，人们在心理上，主要会有两方面的变化：及时行乐，和忧患意识。

从行为角度来看，疫情之后，人们在行为上，主要会有两方面的变化：刚需压后，和不逆转变。

然后，再来看，来自“心理”和“行为”的直接影响，又会带来哪些商业机会？

心理变化的第一个方面“及时行乐”说的是：疫情压抑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无法出去旅行、无法购物聚餐，所以一旦被控制或结束，就会出现消费上的反弹。

所以，这个心理改变会给娱乐业、旅游业、社交，以及一些零售行业带来商业机遇。

心理变化的第二个方面“忧患意识”，说的是经历这次疫情后，人们会忽然意识到危机和风险一直都在，应该未雨绸缪。

而这就会给保险、健康领域等方面带来一定的商业机会。

行为上的第一个改变“刚需压后”说的是：有些消费错过就错过了，但有些事是一定要做的。

比如结婚、装修等，因此这些领域会在疫情结束后产生报复性的增长。

行为上的第二个改变“不逆转变”说的是：有些事情在疫情期间发生了变化，当人们熟悉和习惯后，这个变化就不再能再逆转回去了。

比如，线上会议、线上课、在线医疗，它们的发展和增长会延续到疫情结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