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6日，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正式获得北京市民政局颁发的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宣告成立。2019 年下半年，宜信公司决定捐赠800 万，发起成立公益基金会。然后就是基金会相关法律法规学习、组建专业团队、启动申请流程、准备专家评审，最后拿到证书。秘书长徐秀玲感慨“就好像孕育一个孩子一样，历时正好10个月！”

今天推荐的这篇来自《美好家园》6月刊的文章，详述了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背后的故事。

你需要一个公益管家：

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成立的背后文

|陈佳寅

“这点我有不同意见，在这一页……”郭沛源推了推口罩，让自己说话更清晰点，会议室里的人都停了下来，将手头的文件翻到他说的那页，讨论起来。这是在4月9 日，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第一次召开的理事会上。这家基金会在3月26日刚刚正式获得北京市民政局颁发的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宣告成立。因此这次理事会第一项议程便是审议《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章程》。

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第一次召开理事会

郭沛源是第一届理事会的外部理事，这也是他第一次接受企业基金会理事的邀请，因此格外严谨对待。企业基金会是指由企业捐资设立的，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的独立法人。基金会发起方宜信之所以邀请郭沛源加入，是希望让这个新成立的基金会的决策和运营更加独立、规范、稳健。

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理事会部分成员合影，左三是郭沛源

2019 年下半年，宜信公司决定捐赠800 万，发起成立公益基金会。然后就是基金会相关法律法规学习、组建专业团队、启动申请流程、准备专家评审，最后拿到证书。秘书长徐秀玲感慨“就好像孕育一个孩子一样，历时正好10个月！”
这是一个顺势而为的决定，在中国，一波巨大的需求正在发生。

1%

时间回到1 年前，在三亚，近千名高净值人士出席了宜信财富尊享年会。在一场慈善拍卖会上，他们为几件嘉宾捐出的私人物品纷纷慷慨举牌，拍出了很高的价格。在这次年会上，宜信财富向他们提出了“一点善百分爱”的倡议，即“拿出1%可投资产做公益”。据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发布的《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8 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达190 万亿人民币——而据民政部公布数据，2018 年度，全国社会捐赠总额为900 多亿元。数据显示，美国每个家庭每年慈善捐赠款约占其家庭收入的2%，并常年基本保持稳定。比尔·盖茨夫妇与股神巴菲特更是在2010 年6 月16 日发起了“捐赠誓言”倡议，鼓励全球最富有的个人和家庭将大部分财富投入到慈善事业中，以解决当前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几天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通过媒体提议，“亿万富翁的社会责任底线应为每年向社会捐款100 万元”。100 万这个数字，是“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1 亿元的1%。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虽然后来也有牛根生等中国企业家响应“捐助誓言”做出表率，但当时做公益还远未成为高净值、超高净值人群的主流。而如今，他们的理念在悄然变化，尤其是家族传承的课题摆上大多数高净值家庭的台面之后。以宜信财富近年来的客户观察来看，财富管理的需求，从最早对高收益的跟风追捧，到学会全球资产配置追求合理的保值增值，再到用母基金长期地投资新经济，近年来又更新了代际接班的迫切感；与此同时，已经有人开始思考家族精神传承与“财富的归宿”。

“是留给孩子一大笔钱，还是一个更好的世界？”扎克伯格夫妇在为人父母之后将公司99% 股权捐出的举动，给了人们一个参考答案。与此同时，为中国高净值家族提供专业慈善顾问服务，是当前的一个空白。许多慈善家都曾感慨：散财比聚财更难，哪怕仅仅1%，也是一笔需要经验与智慧去花好的钱。

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宜信高级副总裁徐秀玲

“在欧美，家族办公室与公益事业都已经很发达，高净值、超高净值家族做公益早已有成熟经验可以直接套用，”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秀玲说，“但在中国不是。”和很多事情相似，中国也许可以在家族慈善方面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形成中国特色，争取小跑赶超。

徐秀玲回忆，当宜信财富将“公益”列入高净值人士五大需求（另外四大为“投资、教育、生活、传承”）时，她带领的宜信企业社会责任部梳理过往和客户做公益的脉络，发现客户不是不关心公益，而是他们的公益需求十分复杂，其中不乏个性化的捐赠愿望，为了实现这些愿望，成立专业独立的基金会的决定应运而生。

路径

说到企业做公益，大多数人的理解也许还停留在企业主举着写有大笔金额的捐款支票样板前合影，但是，这个场面在宜信的历史上极为少见。

2006 年，唐宁回国创立金融科技企业宜信。同年，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而几年前，唐宁就在美国读大学期间，主动申请跑到孟加拉，在格莱珉银行实习。那里没有银行网点，他要自己骑着一辆 28 式男士自行车在贫瘠的村庄里穿行，跟着工作人员进村访户，亲眼见到一笔笔小额的起始资金，进入手工、养殖等社会生产的毛细血管，改变了当地女性的人生。

2019年10月24日，宜信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品牌官吕海燕与格莱珉中国总裁高战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于是，宜信做公益与社会责任，一直坚持走着一条自己的路。比如已经第十一年的“宜农贷”，便脱胎于“格莱珉模式”并结合了宜信在普惠金融的实践。想要帮助贫困农妇的人被称为“爱心出借人”，通过“借”而不是“捐”，通过互联网把资金出借给个体。出借人每年得到还款的同时，还会附加2% 的回报，善意在一次次借和还之中得到传递与循环。比如“保贝计划”，是基于宜信在保险代理领域的能力。2014 年起，向贫困地区儿童赠送医疗险和意外险，在这个很少被关注的领域给农村孩子一道叫“保险”的爱心屏障。截至目前，已经覆盖近4 万名乡村儿童。比如影响力投资。在这个概念尚且不为国内投资人熟悉和接受的时候，宜信财富将其融入了私募股权母基金投资之中，一套社会影响力评估尽调模型，使得更多的高净值客户在用长期的视角投资于新经济，掘金未来的同时，也承担了资本向善的社会责任。

2019年，尤努斯与唐宁在北京唐宁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一定要与公司的主业直接相关，而不是一个与主业完全无关的部分人的兴趣爱好，只有跟主业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才会持久，才会跟每一个员工相关，员工才会有‘拥有感’。”用现在更流行的话，这叫“战略企业社会责任”。郭沛源便是在“宜农贷”刚开始筹备的时候认识了宜信。他是国内最早一批研究和实践企业社会责任(CSR) 的专家，并在2005 年创立了CSR 咨询机构“商道纵横”。当大部分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停留在捐款做慈善的时候，郭沛源就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营战略密切相关，理解企业社会责任要像金字塔那样分为三个层次的：从最底层的合法合规，到中间的战略慈善，再到顶层的战略发展。10 年来，宜信做公益的形式涵盖了公益借贷、保险捐赠、消费扶贫、慈善信托、青少年财商教育、影响力投资等等，每一次的动作，都和自身业务与企业能力紧密相关。这一块块的拼图，也逐渐将宜信旗下致力于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业务的宜信财富指向了一个宏大的目标。从2016 年开始，宜信财富持续每年初发布《资本配置策略指引》，为“资产配置”理念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为高净值人士接受不懈推动着。在2020 年初发布的《资产配置策略指引》中，人们发现，冒出了一个全新类别，在形象化的资产配置建议饼图上，它仅是狭长的一小条，占1%。这就是“ 一点善百分爱”理论落地的成果：公益资产。

尝试

作为独立法人，基金会在公益上可以发挥的潜力是巨大的，慈善信托便是非常好的结合点。早在2015 年，宜信财富就曾联手中航信托推出“小善大爱信托计划”，将部分信托投资收益捐赠给“大爱清尘”项目，救助尘肺病患者，这种创新公益模式，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定义。2016 年随着《慈善法》出台，慈善信托得到法律正名。慈善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依法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以受托人名义进行管理和处分，开展慈善活动的行为。《慈善法》出台近4 年，慈善信托一直是个小众概念。宜信内部，过去一年就为各业务团队自身做公益的需求孵化了4 单慈善信托。其中一单，来自同事个人。委托人吴佳玉是宜信财富浙闽区理财顾问团队负责人，迈出这一步，一边是出于自己有持续透明做公益的愿望，一边也是想通过尝试，为同事和客户蹚路。

2019年佳玉慈善信托发布会

2019 年9 月，“佳玉慈善信托”在杭州市民政局备案成功，受托人为万向信托股份公司，初始委托规模为人民币20万元。第一笔捐助，吴佳玉希望和扶贫相关，但不想走传统老路：“贫困不是固态指标，很多贫困线以上的人群，是因为意外、大病，一夜返贫。所以我想做的应该叫做预防贫困，预防大于治疗。”作为金融从业者，他也希望做的事与金融沾边，于是想到了保险。他找了家保险公司沟通想法，得到对方的大力支持，专门设计了保费项目政策；又与一家公益基金会合作，找到符合条件的受助家庭。第一年，他总共支持了110 个贫困家庭的男主人购买意外、重疾保险，保障健康，“年底我收到基金会给的项目报告，非常清晰、透明”。得知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的成立，他觉得做慈善的范畴就更丰富了。吴佳玉曾经有一个企业家朋友，在事业发达的时候坚持独立捐资，建了十几所希望小学。后来企业遇到问题，资金无法持续，但学校不能停，孩子们不能失学，这位企业家无奈到处找人募资，身心俱惫。吴佳玉想，如果他一开始把资金放入慈善信托，再借助基金会等专业公益机构执行，就能够使项目持续稳定，也能解放自己的精力。

2019年佳玉慈善信托发布会

这也是他所服务的高净值客户们非常关注的话题。他收到很多咨询，正好听说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成立，感觉能够形成更丰富的公益解决方案（根据《慈善法》，公益基金会也可以作为慈善信托的受托人）。眼下他正在和自己的团队申请，在该基金会下成立一个专项基金，让理念上志同道合的同事、客户、生态圈伙伴参与进来，一起把公益的路走得更远。平台不少业内人士提出，当前中国基金会的状态，绝大多数是自己筹钱自己用的“运作型基金会”，而能体现基金会“散财之道”本质的“资助型基金会”只占 1%，这便说明中国公益生态还非常初级。顺势而生的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会要如何选择？徐秀玲认为，资助型和运作型不存在谁高谁低，只是当前比例不合理，如果把资金流向比作分配水源，“上游给的钱就太少了，所以第一个水管就把水喝完了，（后面）当然就没有了。”

徐秀玲在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第一次召开的理事会上

所以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想要“让水管的来源更多一些”：“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的位置有关系，就好像做母基金，肯定是以子基金寻找投资标的为主，而不是母基金自己又募款又运营，自己运营的比例肯定要少。给高净值客户做资产配置，这是我的重点和核心能力。”如果说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的角色是给客户配置公益资产，“我们有天然的优势”。在得知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成立的消息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期待，他希望其特别要发挥好“平台、引领、倡导”这样的社会功能。“定位很重要。没有很好的功能定位、战略性的定位，很容易就陷到一些具体的项目中。短期看不出来，但时间一长，就能看得出来。做资助，也得找好很多伙伴，到底有哪些项目要来重点资助，产生影响力。”

王振耀

结合今年抗击新冠疫情的大背景，王振耀强调基金会工作要“政社协同”。在投身民间公益研究促进之前，王振耀做了22 年的民政工作，曾任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他曾现场指挥汶川地震救灾，亲历基金会参与救灾的历史进程。“无论如何，你定的项目，从事的领域，都还是要引领，跟政府之间打好配合，弥补政府的短板，同时又让政府的项目能够得到不断的提升。”2020 年正是中国脱贫攻坚最后一年，紧随而来的是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徐秀玲介绍，这将继续是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的着重发力点。基金会是一个“平台”，用自己的金融能力与公益资源匹配，一边是高净值家庭托付的公益资产，另一边是宜信公益一直以来的主战场：乡村。过往11年，无论是以借代捐的宜农贷、保险捐助的“保贝计划”、消费扶贫的宜农场，还是助学支教的苔花计划，无不围绕乡村扶贫。“这是我们对于扶贫开发、乡村振兴的理解。我们希望受益人，能够提升收入，向上发展；能够托底保障，防止返贫；还能面向未来培养下一代新农人。当然这个过程需要专业的社会组织全程参与，对这些公益项目设计执行评估。”徐秀玲透露，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已经与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壹基金、爱佑慈善基金等成熟的知名公益组织开始了合作。乡村也有着很多高净值人士对故土反哺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与家庭也被公益滋养。吴佳玉设立“佳玉慈善信托”的时间，正好在女儿13 岁生日之前，这便成了一件特殊的礼物。他事后回想，这确实对自己的家庭非常有意义，也给了他所服务的高净值客户很大启示。“如果第一代乐善好施，但只是以个人名义一笔笔地捐钱，做好事；到第二代手里的，只有零散、不成体系的记录；后代无法在此基础上承前启后。而慈善信托就不一样。它是属于你的，又是在你之后可以永续存在的，既承载了精神，又可以延续慈善理念和方法。发展到一定程度，还可以引入合伙人，等等，做大做强。我们做财富管理的，也经常看到国外大家族，二代接班前都会先接手慈善信托，锻炼能力，也锻炼人格。”更大的背景，是中国社会迎来的“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撰文这样阐述。2019 年末，全国已经有各类基金会7580 家，但对于“第三次分配”浪潮来说，基金会的发展程度和其他公益事业一样，蓄势待发。

公益资产管理的新课题

1901 年成立的诺贝尔奖基金会，为什么过了120 年还没发完？其实最初，基金会的投资只能限于“安全的证券”（在当时即国债和贷款），使得没过多少年，奖金大大缩水，违背了诺贝尔 “保证一个教授20 年不拿薪水生活水准也不下降”的预期。后来基金会对投资进行了变革，增加了更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类别，并进行了全球分散投资，终于使获奖者得到的奖金水平几乎恢复到成立之初。

这个教科书级的案例暂不细说，作为“散财”机构，中国基金会普遍保值增值能力较弱；资产管理能力，对中国公益行业而言，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政策导向是清晰的。2018 年《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出台，规定“慈善组织应当以面向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在确保年度慈善活动支出符合法定要求和捐赠财产及时足额拨付的前提下，可以开展投资活动。” 其中提到的慈善基金投资活动主要有三类：一是直接购买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二是通过发起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直接进行股权投资；三是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

但回顾现实，国内绝大多基金会还是极为保守谨慎，毕竟基金会财务透明规范是红线，稍有差池便会触发公众的信任危机。

而在新成立的北京宜信公益基金会第一届理事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投资与家族传承专家的出现（如宜信财富家族传承业务负责人孔繁顺），这透露了这个基金会的另一个目标：有志于成为慈善资产管理和公益金融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