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羚睿 Tommy

如果把投资人从认购产品到回收本息的过程称为一个“循环”，过去十年，在中国，这个循环发生了无数遍。

每一个循环的结局往往皆大欢喜：融资人融到了资金，家庭投资者顺利拿回了本息，产品发行人赚取了规模利润。

风险？有兜底。谁来兜底？发行人

其实，最大的兜底方，是我国的经济。

不夸张的说，过去十年，理财产品投资是除了房产投资外中国中产家庭财富增值保值的最大驱动力。

这一现象背后，刚兑功不可没。

从彼时到此时，当经济高增长难以为继，产业发展增速下滑，企业经营陷入困难，骨牌次第传递，产品发行人终于无力承担接连而发的债务逾期。

因刚兑而起中产财富童话，徐徐落幕。

刚兑，或者说信用兜底，抛开背景，就很难界定其好坏。

在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日渐充盈的今天，我们仍然要难为情的承认：我国的金融发展，和我们的社会主义进程一样，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而初级阶段就要有初级阶段的样子，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都曾出现金融机构的信用兜底，这个过程，对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至关重要。

经济发展需要实体企业，实业的短期高速扩张离不开大量输血。

凭什么要求百姓排队掏出辛苦积攒的真金白银来向实体企业献血？信用兜底应运而生：在发行人或明或暗的刚兑承诺下，几十万亿资金有了兜底保障，开始源源不断从老张、老王的储蓄账户借助理财产品注入一个个实体企业。

所以说，中国实体经济的飞速发展，既离不开大妈们也离不开刚兑。

刚兑的背后，站着中国全体金融机构的尊严和面子。

在宽于律己严于律人方面，广大的投资群众分外的团结一致。一旦某家金融机构的产品违约，不管是否做过风险提示，违约原因是否在预期内，不消说漫天横幅，未来的产品发行，肯定是难度徒增。

是的，即使是高高在上的金融大佬，最怕的也是街坊的眼色与口水。

而产品发行带来的规模，是金融机构的命门。

没有规模，就没有收入提成，也就没有了利润留存、坏账拨备，这家金融机构就会越来越虚弱，这就是金融机构的里子。

以中国信托行业为例，在信托领域，刚兑曾经是个行业“潜规则”，即使信托产品出现违约，信托机构也多少会承担兜底的责任。

从2007年到2017年，中国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从不到1万亿上升到26万亿，规模十年内扩张了26倍，创造了中国金融历史上的增长奇迹。

每个奇迹的背后总有个不那么普通的开始，中国信托的发展，还要从08年金融危机说起。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央行货币政策进入宽松周期，中央也推出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工商企业扩张产能也亟需资金，这就为信托行业的爆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出场机会。

充当了资金和资产直接的通道，并且依托国家信用大胆喊出了刚兑的响亮口号，信托这个金融行业的后起之秀一路开挂，长势喜人。

然而，宴会总有散场的一刻，激情过后，当初盲目扩大的产能很多开始出现闲置，经营效率低下，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债务逐渐积累。

这些，都给刚兑的打破暗埋伏笔，毕竟，央行印的钱也是要还的。

4万亿催生了大量僵尸企业，企业债务的无意义展期，又在消耗着大量的金融资源。毕竟，谁家的钱也不是无息贷款，利滚利总不是个小数目。

当沉重的债务负担开始侵蚀经济的活力和创新的生命力的时候，作为最终兜底方的国家经济步履蹒跚，金融机构更谈不上有什么力量去兜底。

当一切都显得力不从心的时候，打破刚兑成为了必然选择。

答案正相反。

退出刚兑，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得到缓解，中国的产品发行方更加专注于主动管理和资产甄选，产品定价更加合理反应底层资产风险。

而这一切的受益者，恰恰是中国的家庭投资人。

发达国家成熟市场早已实现产品的净值化多年，但大面积违约和频繁暴雷却似乎并不比我国更多，个中理由，不言自明。

“一群盲目极端的投资人带来的危害，远超过一群心怀鬼胎的人”

刚兑打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都在倒逼资产管理行业向主动管理转型。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势必要大力发展主动管理能力，提升跨市场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能力。

同样，当委托人逐步接受了“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投资理念，对于财富管理机构而言，未来的中国家庭资产配置服务，不能再简单通过拼凑一两款刚兑固收产品就实现方案交付，而是需要在充分研判个体产品风险大小的基础之上，根据客户需求和产品间特征实现产品组合设计。

新的故事刚刚开始。